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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世界李渔译介与研究的特征
时间:2019-06-01 13:29:14来源:未知

  研究文学典籍的译介和传播史,是一个追溯原点、考察其发展的历程。李渔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其海外形象和国内形象的建构也是在变迁中动态发展的过程。在英语世界,李渔作品的传播过程则呈现阶段性特征:中西互识——译研并重。

  (一)中西互识之“镜”

  从历史上的翻译活动来看,翻译需求始终是主动译入最根本的驱动力。17至18世纪,西方用想象将东方中国塑造成一个民丰物阜、制度先进、文化发达的“理想国”,“乌托邦化”是这一时期西方塑造美好中国形象的基本意义模式之一,[6]因此,西方迫切希望了解、学习中国知识。经耶稣会士翻译、转述和传播,古老中国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已不同程度地为西方所了解。中西初识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将反映明清之际社会巨变与文化生态的李渔作品作为了解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的重要材料,堪称中西互识的一面镜子。德庇时为1843年出版的《十二楼》节译本作了长达50页的译者序,特别论及翻译对了解中国的重要性。他说:“要想深刻地了解中国,最有效的方式是翻译其通俗文学,主要是戏剧和小说……在小说和浪漫故事中,充斥着中国人生活和礼仪方面最入微的细节。”[7]9因白话短篇小说篇幅较短,语言相对简单,情节跌宕起伏,反映现实生活的特点,西方人通过翻译话本、拟话本小说作为汉语学习或了解中国民风民俗的素材。首次收录德庇时《三与楼》译本的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with Notes一书封面上印有“入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中文字样(出自《礼记·曲礼》,译为Entering a territory enquire what are its laws; entering a nation enquire what are its customs),[8]意为入他国国境要问有哪些法令、禁忌,入他国都城要了解该地的风俗习惯,这表明了中西初识阶段,东印度公司以翻译为媒介,将反映明清市井生活的话本小说作为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

  16至18世纪是中西文化交光互影的时期,不仅西方通过李渔作品了解中国,李渔作品中也及时、鲜活地反映了当时普通市民对西方的认识和了解,是中西互识的写照。《十二楼》中的《夏宜楼》对17世纪前后经由传教士引入中国的“望远镜”的原理和结构有细致的描述,小说中“望远镜”并非点缀,而是贯穿情节发展的关键物象。它串联了故事情节、人物纠葛、矛盾冲突。不仅如此,李渔还不惜笔墨地介绍了显微镜、焚香镜、端容镜、取火镜(即凸透镜)及其传入中国的经过,表明了作者对了解西方新潮器物的兴趣。《十二楼》这类以反映市民生活为题材的话本小说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明清之际民众对西方舶来器物的好奇和体验。张春树和骆雪伦认为,通过解读、研究李渔作品,可了解李渔和他的时代,在广度和深度上探索他在小说、戏曲、散文中反映的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和他写作的文化条件。[9]可见,李渔作品是一面镜子,照见了那个年代中国的世情和人生百态。西人通过李渔的通俗小说了解、认识中国,无疑是很好的门径。

  此外,西人对东方神秘感的猎奇引发了他们对李渔作品中情色叙事的兴趣。英国汉学家德庇时在《中国小说:译自中文原本》(Chinese Novels,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中, 论述了《合影楼》中反映的中国妻妾制度,认为西方读者会觉得“奇怪而粗野”,德庇时对此持包容与尊重差异的文化态度。他还认为,翻译外国小说,“寻求的是信息而非感觉的一致,以小说中发生的事件作为猎奇的目标,是翻译的主要价值”。[7]10夏志清也认为,“英语世界对李渔的关注,是因时人对艳情文学的爱好所致”。[10]1963年,《肉蒲团》第一个英译本面世,序言中将其称为“中国艳情小说经典”“中国社会生活的缩影”,根据Goodreads网站数据显示,《肉蒲团》译本多达27个版次。汉学家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在《中国文学的主题》(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中辟专章论述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情色叙事,就以《肉蒲团》为中心。1977年,茅国权与柳存仁出版的英语世界第一部李渔研究的专著——Li Yu(《李渔》),以《肉蒲团》作为研究重点,考证了中国艳情文学的源流,并从结构、情节、对话、幽默等角度论及了李渔的创作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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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译研并重,走向多元

  20世纪中叶之前的李渔海外传播仍以译介为主,但译者已开始有意识地在译序、前言中加入对作品的解读。如果说早年“中学西传”背景下的李渔译介研究与对东方乌托邦化的想象密切关联,那么,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李渔研究则是一个译研并重、走向多元、回归学术的过程,更凸显了李渔文学艺术成就的世界性。

  海外学者征用西方情境下流行的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分析李渔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叙事模式,不囿于情色叙事主题,更多地从社会、历史、伦理等角度来诠释。美国作家亨利·埃里克在其著作《中国娱乐:李渔的戏剧》(Chinese Amusement:The Lively Plays of Li Yu)中认为李渔的戏剧有“精彩的自然主义描写”;[11]何谷理(Robert Hegel)关注《肉蒲团》中体现的中国17世纪知识分子的道德困境与抉择;马克梦(Keith McMahon)以《肉蒲团》为例探讨明末清初艳情小说与文学发展之关系;安德鲁·弗朗西斯(Andres, Mark Francis)也通过《肉蒲团》考察明清易代时知识分子的性态度和性心理;更有学者如狄培理(Theodore de Bary)、罗溥洛(Paul S. Ropp)等,从社会学角度发掘李渔小说中体现的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人文主义、女性主义思想的萌芽。对此,国内学者也有类似观点,即李渔不为常人所理解的所作所为具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和人文精神。[12]征用西方现代主义理论阐释李渔及其创作是否合理姑且不论,仅从其研究方法和观点的创新看,也是海外汉学界对李渔研究的有益尝试。

  韩南最初以《金瓶梅》版本研究奠定了学术声誉,后来专注研究话本小说。他在专著《中国白话小说史》(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中对李渔进行了专章论述。在汉学界,17至19世纪还有许多重要的小说至今未有专门的讨论,像韩南对李渔的研究那样着重分析某个作者作品中不同方面相互联系的整体性研究十分罕见,[13]重要汉学家的研究兴趣和重点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他们对李渔作品价值的认可。在The Invention of Li Yu一书中,韩南探讨了李渔如何将其思想与艺术结合以求创新,体裁丰富且具高度整体性。他用“真”“假”李渔来概括中国和欧美世界建构的不同的李渔形象。他认为中国有些学者抓住他描写战争残酷的诗歌来塑造一个具有反抗和批判精神的所谓“真”李渔,但这些诗歌并不出色,读者未必感兴趣。真正吸引韩南对李渔作深入研究的是具有“喜剧色彩的自我蜕变”创造力的“假”李渔,更具有历史价值上的“真”,[14]韩南从思想、艺术的高度去深入了解一个通过写作谋生、表达生活情趣、创造“自我”的文人李渔。将形象学范畴中的李渔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并将其作为文学研究的镜像,这使得韩南与李渔呈现出平等互动的对话姿态。[15]陶忘机(David Tod Roy)在The Invention of Li Yu的书评中这样认为,即便有茅国权、柳存仁的早期研究在先,韩南的著作无论是视野开阔度还是思辨的缜密度,都远超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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